治理“红包”的几点思考

章菊华

 “红包”，顾名思义，包着钱的红布包或红纸包。就传统文化而言，它是人们“礼尚往来”的产物。不知从何时起，“红包”变了味，“红包”不红了，成了反腐败的对象。纪检监察机关专项治理的“红包”就是特指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接受或赠送的现金、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。有人对“红包”有过这样一段形象的比喻：“红包”是“高压线”，千万踩不得；是“地雷”，千万碰不得；是“毒酒”，千万喝不得；是“美女蛇”，千万亲近不得。领导干部收受“红包”，就是收了一颗“定时炸弹”。

从对每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情况来看，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从收受“红包”开始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。当前，收送“红包”的现象愈演愈烈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一是“红包”渗透的范围越来越广，哪里有权力，哪里就有“红包”；二是“红包”的形式越来越多，包括各种货币、存折、股票、购物券等，五花八门，令人眼花缭乱；三是“红包”的份量越来越重，根据谋利的多少、难易的程度和权力含量的大小，“红包”的份量也随行就市，待价而送。四是送“红包”的方式越来越巧。从过去盲目的“狂轰滥炸”，到现在锁定目标的“定向爆破”。总之，“红包”在现实生活中已成为一股暗流，一种流行病。“红包”是腐败之源，揭开它精美的外包装，其实质就是一种权钱交易。

领导干部收送“红包”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：一是传统观念潜移默化的渗透。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，送“红包”的传统民俗逐步渗入到党内生活和政务活动中，成为向领导干部拉关系、联络感情、行贿受贿的形式之一；二是权力运行不规范。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，一些权力过于集中，滥用权和乱用权的现象时有发生；三是认识上存在误区。有人认为自己不谋私利，公款公送，没什么问题。也有人认为送“红包”是“一对一”的隐蔽行为，正所谓“你知我知他不知”，存在侥幸心理等；四是财务管理混乱。这是滋生领导干部收送“红包“的重要原因。有统计显示，近年查处的案件中，用公款行贿送礼的，数量上占80%以上，金额上占90%以上。

正是这种腐败的权钱交易，给我们党的事业、干部队伍的建设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。第一，败坏了党风政风。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收送“红包”已成风气，不收不送反而格格不入。第二，腐蚀毒害干部。葬送了一大批有能力、有作为、有前途的领导干部。第三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。“红包”大多来源“帐外帐”、“小金库”，这些钱往往可以逃脱财政金融的监管。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送“红包”，谋取不正当利益，造成市场资源分配不公，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。第四，损害投资环境。“红包”泛滥，助长了“不给好处不办事，给了好处乱办事”的不正之风，引起不正当竞争，恶化了投资环境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，专项治理“红包”，刻不容缓，常抓不懈！

领导干部收送“红包”，涉及面广，情况复杂，我们在治理“红包”时，必须认真对待，坚持原则，实事求是，合情合理。坚持“标本兼治”，从源头上遏止。首先是“治标”，主要采取以下措施：一是加强教育，使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，面对复杂的情况能顶得住诱惑，经得住考验，守得住原则；二是认真经常开展专项“治红”活动，把领导干部收送“红包”的情况纳入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巡视工作的重要内容；三是严肃查处违纪违法人员，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决不手软；四是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，公布举报电话，对顶风作案者，一律从严惩治。其次是“治本”，主要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：一是深化各项改革。改革行政审批制度，转变政府职能，增加政府机关工作的透明度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，创造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选人用人机制；积极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，严格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，规范政府投资行为。二是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，将经济活动、公务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。三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，建立健全招投标制度、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，减少权力对市场运行的干预。当务之急，我们的政府必须研究构建“教育、制度、监督”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长效机制，从根本上遏制领导干部收送“红包”问题的发生。

总之，抓好专项治理“红包”工作，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，是创造风清气正政治环境的需要，是促进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需要，是关心爱护广大干部，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需要。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务必站在践行“三个代表”，牢记“两个务必”的高度，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“为民、务实、清廉”的要求，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慎，清清白白做人，扎扎实实工作，真正做到“权为民所用、情为民所系、利为民所谋”，将我们的政府全力打造成一个“立党为公，执政为民”的清廉政府。（临川区委常委、区纪委书记）